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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08-07 11:41 来源:网络整理

网络舆情治理的基本理论问题辨析

  网络舆情是指在网络空间内由特定事件(议题)引发的公众意见、态度、情绪的集合,它并非事件(议题)在网络上的直观映射,而是在特殊焦距下取舍的结果。具有象征性的特殊事件(议题)激发民众的认同,连带着背后的问题、情绪在网络中发酵扩散,形成独具特色的舆论形态。网络舆情是事件、现实矛盾、社会情绪与网络交互作用的结果,如果应对处置不当,很有可能演变为公共危机。目前,舆情监测、舆情应对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,但它并非一个技术性问题,如果没有正确的理念,即便掌握各种技巧,也不可能真正平息事态。在信息化时代,网络舆情已经成为舆论的风向标,网络舆情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,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不清晰,需要加以辨析。

  一、是否存在舆情治理的命题

  在网络舆情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。一种是管制限制言论的观点。这种观点认为,网络舆情非理性成分很大,既容易被极端情绪支配,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,对于任何可能损害社会或导致不良行为发生的言论都应该受到限制。与此相对的是反管制观点。这种观点认为,网络舆情是民意、民情的体现,是一个自然的过程,不但不能打压,人为的引导也没有必要,如果横加干涉就会适得其反。前一种观点强调的是无限制的自由所带来的问题,包括敌对势力渗透、网络推手恶意炒作、网络水军操纵舆论、网络暴力泛滥等问题;而后一种观点则强调限制自由带来的风险,包括打压捂堵造成的舆情扩散、社会不满情绪的集聚等。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观点却有共同之处,即将舆论共同体一分为二,不但预设了一个“能管”而不能“被管”的主体,还预设了一个“被管”而不能“管理”的客体。前者强调“客体”的自由表达带来的问题,而后者强调“主体”限制“客体”自由带来的问题,其实质是否认舆情治理命题的存在。

 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,这绝非简单的语义调整,其中包含了理念的转变。从管理到治理,这种转变体现了理念的变革,体现了治理社会与治理主体社会化的统一。人人都是治理的主体,同时又都是治理的客体,社会组织、企业、公众在政府主导之下各尽其分、协同于理,这是治理的理想状态。从管理到治理其实就是向古人所谓“以道治天下”的回归。它强调的是顺道而治,追求自然而当然的秩序。这种秩序虽然不能离开法律和政治的制约,但权力的行使出自当然之理(法)而不是特殊意志,秩序的维护是治理主体的共同责任。虽然存在权力,但因为符合天理人情,人们感受不到权力的存在。

  从治理的理念出发就能清楚地看到,舆情治理并非管制言论,其本质是彰显本来的是非曲直。首先,网络舆情在舆论主体多元化的时代是舆论共同体相互作用的结果,自治与监督是舆论共同体的共同责任,只有共同治理,而不存在一方限制管制另一方言论自由的问题。舆情的变异失真并非哪一方的问题,不能将特定角色孤立于舆论共同体之外。如果将“防人之口”作为整顿舆论环境的出发点,那就完全违背了治理的本质。其次,网络舆情出现的问题并非表达出来的,而是系统问题的体现,需要的是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。如果有限制的话,它限制的不是自由表达,而是违规违法行为,并不会出现所谓“限制自由带来的风险”。第三,网络舆情虽然反映了民意,但在共同关注的事项之上却连带了背景因素,掺杂了先入立场、负面情绪、私利私意等主观感受,需要在公开的基础之上、在持续的互动中予以消除。民众发表言论、表达诉求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,其情绪化、狂躁化等负面问题只能通过公开的方式予以消除。以对立态度将问题盲目升级,这是缺乏智慧的表现,只会激化矛盾。网络舆情虽然会暂时被情绪等因素支配,但并没有冲击到社会的核心价值,只要有公开的沟通机制,少数人操纵民意、个别官员挟持官方意志的行为就不能得逞。这种多元互动、相互协调本身就是治理的过程。因此,舆情治理不是舆论管制,也不是放任网络暴力、网络谣言的泛滥。所谓的“无限制的自由所带来的风险”和“限制自由带来的风险”其实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对立。

  社会治理的前提是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,舆情治理同样也是如此。在网络公共空间,虽然存在身份、地位、角色等外在差异,但事件(议题)存在本来的是非曲直。只要良知和理性不被遮盖,社会公道就能够显现。在这种情况下,网络舆情又会发挥治理的功能,形成良性循环。因此,在治理状态之下,网络舆情就会发挥正面作用。脱离治理而谈所谓的正负功能,这是没有意义的学术游戏。

  二、垂直性管制还是水平式共治